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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庆龄在美国度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。回国后跳窗私奔到日本与孙文结婚。与丈夫携手革命,却遭意外流产,终身未育。然而经过艰难岁月后,她所面临的却是亲人永远分离……
有人曾说:庆龄是龙,美龄是虎,蔼龄是狗。也有人说:老大爱钱,老二爱国,老三爱权。还有人说:庆龄是梅花,美龄是罂粟花,蔼龄是狗尾巴花。在这些评论中,都是褒宋庆龄,贬蔼龄和美龄。其实,这些缺少理性考量的评价,就连宋庆龄听了都十分闹心。
在20世纪的30—40年代,宋氏三姐妹和她们的夫君,以其权利、财力、心力和政治影响,拨动了变幻多端的中国历史风云,她们姐妹之间的分分和和、恩恩怨怨以及本属于她们个人私密的婚姻,无不牵动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神经。宋庆龄的父母也因为有了这么三个空前绝后的出色女儿,便成了这个世界百谈不厌的八卦,无怪乎有人说:生女当学宋嘉树!
宋氏三姐妹虽出生在中国,但她们家庭生活平等民主。宋嘉树夫妇不分男女,先后把六个子女都送去美国接受教育,宋霭龄是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学生。1907年,宋庆龄带着小妹美龄赴美留学,与早四年留美的大姐蔼龄会合。骨肉情深,在美国度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。
这一时期,是宋氏三姐妹在情感、学习乃至思想上最为融洽和亲密的日子。然而好景不长,孙中山逝世后,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一意孤行地搞镇压共产党和党内清洗,蒋介石作为妹夫和敌人的双重形象,在宋庆龄三姐妹之间挖了一条难以轻言跨越的鸿沟。
1936年12月,西安事变爆发。为了营救自己的丈夫,宋美龄急忙赶到上海找二姐想办法。事变后第二天,宋庆龄从银行里取了钱,并通知孙科安排飞机,准备与何香凝一起飞往西安,做说服张学良、杨虎城的工作。虽说因多方面原因,未能成行,但这次突发事件,使宋美龄深切感受到了“打虎需要亲兄弟,上阵还得父子兵”的内涵,她觉得她们与宋庆龄虽有隔阂,但她们有共同的东西,那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姐妹情意的珍惜。
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,横立在宋氏三姐妹面前的那堵政治墙被迅速推倒。在抗战的日子里,宋家三姐妹都以不同方式,扮演了在民族救亡运动中至关重要的角色。这个时期的宋庆龄把一批批国际友人介绍到延安,像白求恩、斯诺、史沫特莱、斯特朗、马海德、柯棣华、爱德华等,都是由她介绍去延安的。宋庆龄还利用她的影响力,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募捐抗日急需的医疗物资和资金,宋庆龄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印章戒指,走到哪里都可以为捐款签字盖章,慢慢的,她的手指上磨起了老茧。
抗战胜利后,宋庆龄与她的姐妹们本可以过上团聚、太平的日子,可她的妹夫蒋介石,却非要打一场意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。国共内战,又带来了宋庆龄与她的姐妹政治上的纷争。在宋庆龄眼里,亲情代替不了原则。
1946年,大姐宋蔼龄赴美定居,1949年,宋美龄随夫逃往台湾,茫茫大海,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,再也没能相聚。
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,于192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,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,这是宋庆龄长大成人后首次会晤她所仰幕的革命家。19年前,庆龄还在襁褓中时“见过”孙中山,她当然完全记不起来孙的模样。庆龄见到孙中山,极为兴奋。她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,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。1914年9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,宋庆龄接替姐姐,做了孙中山的秘书。
孙是革命家,也风流多情,年岁的差距显然无法阻止两个人急速成长的爱苗,即使孙已有妻室、情人和三个子女。以《西行漫记》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三十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。她答道:“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,而是出于敬仰。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,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——但这是一个好念头。”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,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。1915年6月,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,宋家上下像遭遇大地震。宋嘉树夫妇更是震怒惊骇,破口大骂孙中山,宋母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:孙已有妻室,儿子孙科比她还大,两人年纪相差悬殊。意志坚定的庆龄始终不为所动,父亲决定将庆龄软禁在家。
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,称他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结婚,“会折寿的”。孙却道:“不,如能与她结婚,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。”1915年6月,孙中山将原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。10月的一个夜晚,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,爬窗逃走,私奔到日本。10月24日中午,孙到东京车站迎接她,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,孙49岁,宋22岁。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,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人。孙的革命伙伴胡汉民劝他悬崖勒马,孙拒和他们谈“私事”。
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,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,然生米已成熟饭。宋庆龄向斯诺回忆说:“我父亲到了日本,对孙博士大骂一顿,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,理由是我尚未成年,又未征得双亲同意,但他未能如愿,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,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。”庄吉女儿的回忆是,宋嘉树站在大门口,气势汹汹地吼道:“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!”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,打算出去劝宋嘉树。孙中山向他们说,这是他的事情,不让他们出去。孙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嘉树说道:“请问,找我有什么事?”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:“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,就托付给你了,请千万多关照。”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。
宋庆龄到了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结婚,说:“我爱父亲,也爱孙文,今天想起来还难过,心中十分沉痛。”宋氏夫妇阻婚未成后,仍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,给宋庆龄作嫁。这也许是天下父母心的投射。 [详细]
陈炯明(1875—1933)字竞存,广东海丰人。宣统元年(1909)加入同盟会,其后参与策划广州黄花岗之役。民国建立后,历任广东副都督、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,因阻挠孙中山北伐被免职,心有不甘,遂于1922年叛变,并炮轰孙中山所在的总统府。
陈炯明是老革命党员,孙中山开府广州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。1922年6月16日,他炮轰观音山总统府,叛变孙中山,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曾拟派兵入粤声援。
惟此议提出时,直系将领均不以为然。王承斌认为,援助陈炯明一事,不必急于一时,应静观情势变化再说。熊炳琦更断然表示,陈炯明乃孙中山的叛徒,若出兵相助,实是师出无名。他并且说:“今大帅(指曹锟)部下多统兵大将,人人照陈炯明之以下犯上,将置大帅于何地?”直系首领曹锟闻言,遂裁定不出兵援助以下犯上者。吴佩孚见众人不附和出兵,一怒之下,返回洛阳。
当陈炯明在凌晨两点多率军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时,由于形势危急,孙中山要怀有身孕的夫人宋庆龄先行撤离,但宋庆龄说:“中国可以没有我,不可以没有你!”坚持留下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,让孙中山先行离开。后来虽然她与孙中山都安然脱险,但因过于劳累和紧张,惊动了胎气,不幸流产。此后再也没有受孕。
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,自1923年起,蛰居粤东惠州,国民党人不少穿梭于广州、惠州之间,希望化解裂痕,消除对立,尤其吴敬恒,为促成孙、陈再合作,奔走甚力。
但孙中山提出要陈炯明写悔过书,以为再合作的条件。陈炯明则以大丈夫要有过才认,不能根本无过而认错,致损害人格。因此,吴敬恒的调解终告失败。
王光美与宋庆龄的第一次谋面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。当时宋庆龄年近花甲,看上去仿佛只有30多岁,举止端庄,步履轻盈,目光晶莹清澈。
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,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,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,不畏强压,坚持革命,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,我们应该多给她些家庭的温暖。王光美也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宋妈妈,并经常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,让孩子们给她表演节目,汇报学习成绩。过年过节时还让孩子们自制贺年卡给宋妈妈。宋庆龄也非常喜欢王光美的孩子们,时常给他们送糖果、点心、笔记本等。
她给几个孩子写信:“亲爱的平平、源源、亭亭、小小: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……”当16岁的平平给她写信汇报假期到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的体会时,宋庆龄第二天就给平平写了长达2000多字的回信。王光美第一次陪同少奇出国时,曾给宋庆龄去信,请教有关礼仪问题。宋庆龄立即回信,告诉她礼服要白天穿白的,晚上穿黑的;参观时可以穿便鞋,正式宴会要穿有点跟的鞋。睡觉时务必关空调,有电扇的地方不要对着吹,否则容易着凉;别吃生冷的东西,以免闹肚子,等等。刘少奇几次和宋庆龄谈话,王光美都在场,因为一个说湖南话,一个说上海话,需要王光美在中间起些翻译作用。“文革”开始后的1967年新年前夕,刘少奇和王光美处于被打倒的险恶逆境中,许多人避之不及,但宋庆龄出于对少奇和王光美的敬重,派秘书专门送去新出版的《宋庆龄选集》并在信封上亲笔写上“敬爱的刘主席、王光美同志收”。选集的扉页上她又写上“请刘少奇、王光美同志指正”。当王光美的孩子们天各一方,千方百计打听父母的下落时,是宋庆龄及时把孩子们的信转给毛主席,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图书去看望孩子们。王光美在监狱里听到有宋庆龄的关心时,心中充满了感激。
1981年4月,王光美得知宋庆龄病危的消息,连忙前去看望。此时,宋庆龄体温高达40摄氏度,已神志不清。王光美知道宋庆龄最后的愿望是什么,急忙驱车到中南海。她向胡耀邦汇报说,宋庆龄同志曾经向少奇提出过入党要求,当时中央意见她暂不入党为好,少奇曾这样答复过她。现在能不能在她还明白的时候同意她入党,给她一个安慰呢?如果中央同意,自己可以去当面问她一下。胡耀邦当即表示同意。王光美赶回宋庆龄处,对刚醒过来的宋庆龄说:“刘少奇同志在世的时候,我知道当时党中央很信任你,对你评价很高。现在小平同志、耀邦同志等也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。当年你曾当面对少奇同志提出过入党的要求,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要求?如果有,我立刻报告党中央。”宋庆龄“嗯”了一声,点点头。王光美赶紧跑下楼去,通过电话向胡耀邦汇报了情况,很快,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,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次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,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。两周后,宋庆龄在北京逝世。王光美又一次赶到宋庆龄家里,她感到对党尽了责,对宋庆龄尽了心。后来她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永恒的纪念》的文章,追思宋庆龄同志:“庆龄同志文静温和而又坚强有力;她慈祥宽厚而又不失原则;她才智过人而又谦虚谨慎。她犹如无瑕的荷花,出泥不染,任风雨吹洒,仍傲然玉立。她永远是我的楷模……”
人们常说,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。在常人眼中,宋庆龄像个完美的蛋卵,任何一根厄运的毒针都无法插入其中。然而,个人穿上命运硬性递过来的鞋,舒服抑或难受,只有自己清楚。民国十四年,孙中山逝世时,宋庆龄刚刚三十二岁,对于一个无儿女的年轻女子来讲,一方面她要扛起丈夫生前高举的大旗,同右派分子作抗争,另一方面还要与悲伤、孤独为伴。
更使宋庆龄感到愤慨的是,当她正在苏联与斯大林谈判、寻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之时,美国及一些国家的报纸上却风传宋庆龄与陈友仁打算结婚,一起在莫斯科私奔了。宋庆龄感受到了天大的侮辱,脖子上的神经性顽癣也因受到刺激发作起来。
新中国成立后,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有时到她的房间里聊一会儿天。但这位秘书有个心胸狭窄的爱人,在个别好事者的挑唆下,大闹一场,气得宋庆龄从此后立下规矩,任何男人不得进她的二楼卧室。
“文革”期间,宋庆龄最为信任的朋友,在上海担任副市长的金仲华被迫害致死,这给她带来极大愤懑和悲伤。1966年8月,一些无知的人把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掘开砸烂了。宋庆龄得到消息后,气得双手颤抖,手脚发麻,她悲愤地说:“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,父母生了子女,到了子女这一辈,父母的尸骨被人挖掉,真使人心痛啊。”她讲着讲着泪流满面。
虽然父母的墓在周恩来的关心过问下,得以修复,但这次掘墓给宋庆龄带来的刺激和伤害不可能被痛快地埋进土里,而是同脖子上的神经性顽癣一样地长在了心房的房壁上。
1981年5月29日,八十八岁高龄的宋庆龄在后海北沿46号寓所逝世。宋庆龄故居大院每天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被缓缓降下。这面仅小于天安门广场一号国旗一个号,与新华门前的二号国旗一个规格的共和国国旗,在这里随宋庆龄飘扬了十八年。在一个人的居家院中,悬挂国旗,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,除了宋庆龄,别无它例,这是一个国家给予她的至高无上的荣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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